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1

这是张老师对南方周末前调查记者杨海鹏的一篇访谈,不长,但断续看了三个晚上,看不下去的时候关上,忍不住,又看,感慨启示不能一一道,个中滋味各人也不尽相同,总之觉得值得推荐,但,若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就不必浪费时间了
注:转自张老师传媒视域

这个行当的性格也许是“习惯性焦虑”
张:有些人认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性格因素很重要,比如勇气,执着?是不是有这样的“先天禀赋”?
杨:我们这个行当有太多的泊来称谓:“扒粪者”,“调查记者”,“新闻英雄”,“深度报道记者”等等。好象洋概念传入中国后,都有些走样儿。像我知道的一个已经命赴黄泉的“黑社会”老大,生前,被他们的市委书记称为“台州的比尔-盖茨”。不少股市上的骗子,也被人戴上了“中国的巴费特”,“中国的索罗斯”。
我想,我们最好有个约定,我们谈论的所谓调查记者,特指“扒粪者”,或者是“丑闻揭露者”。 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化的产物。新闻权力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新闻机构是站在社会立场,为公众提供资讯的专业信息商,在国外这种新闻机构,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我一直在想“我是谁”,但坦率说,我们不是外来概念中的那种“调查记者”。就是记者这个概念,虽然我们与外国同行似乎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我想我们的职业不存在“先天禀赋”,比如您说的“性格因素”,就带有这种暗示。我总觉得与大家概念中的“标杆人物”有游离感。他们有的真是“新闻英雄”,我不想沾光,自知只是一个与粪打交道的“时传祥”。王克勤可以把我划进圈子,但我知道我们间的区别。
很多人,甚至包括同行都把“标杆人物”的一些品质,当作整个行当的品质,把他们的性格,当作行业的性格。
这存在一种危险:你一旦用这种品质和性格,去要求所有同行时,我们只有自惭形秽,道德门槛那么高,只好把饭碗上交。我们称医生为“白衣天使”,把教师叫“灵魂建筑师”,但现在,她们倒是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行业。“标杆人物”成了行业的象征,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
所谓“调查记者”中,的确有大众认为的那种英雄。并不是很符合人人自利的市场理性。更多的人有较强英雄主义情结。虽然很多同行知名不如我,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情结远多于我。现在“调查记者”,见面都是“你大侠我大侠”,有相互吹捧,相互激励的味道。这个“侠”字,有很强视觉感和心理暗示,一旦自我认同了,你须承担“除奸惩恶”的绝对义务。视觉时代嘛,“千古文人游侠梦”。把调查记者叫做“侠”,倒是满足了业内一些人的虚荣心;也投射出社会不公的时代,人们对“侠”的期盼。
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先天禀赋”。没有人天生懦弱,没有人天生勇敢。有的只是技能,工作态度等,都是后天习得的。“新闻英雄”,我想也是如此。

张:你说的投射于公众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是什么含义?既然你承认人人有自利性,如何解释这个行当存在“新闻英雄”?
人们读了你的文字知道你的业迹,想象你的性格形象,很容易转成电视剧或电影给予人的那种虚拟形象。
比如,胡舒立是中国最好的调查记者。我觉得以她所处的机构的性质,和她的专业能力,更接近西方意义上的调查记者。一个年轻的股民如不知道她性别长相,但知道胡大姐战绩告诉他,让他想象她的样子。很可能出现在他脑海的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生着落腮胡,叼着大烟斗,手里拢着些虚假报表,雷霆一怒,宵小皆惊的“现代大侠”。
我是沈宏非专栏文章的FANS。我读他的文章,感受到的沈公:玉树临风,齿白唇红,张口就是锦绣文章。觉得跟这等妙人交游,咱还真不配。待见到沈公真身,才知道这“视觉形象”是自己造出来的。
同样,人们对品质,性格这种内在素质也会有幻觉,与实际存在错位。
英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种与公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有些像娱乐时代的偶像与粉丝一样,英雄和他的拥戴者是一个共同体。前者有商业因素在导演,后者的导演是人们对社会公正,司法正义的期待的产物。人是社会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宗教制造圣徒,包括后来“典型报道”制造的英雄,包括影视编剧们制造的多数形象,都是一种“生产模式”。
每个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但多数人的“自利倾向”,会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发酵。
我是一个对环境和自身安全很敏感的人。觉得如果同情心失控,想成为所有苦难和不幸的代言人,你只会会使自己的个人生活,甚至心理失去原由平衡。让每个人选择的话,他的本能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有很多是“不期遇到”,同时也是回避不开。如罗丹雕塑的〈〈加莱的义民〉〉,敌人提出条件,如果有六个人肯站出来牺牲,他们不会屠戮全城。六个人身份不一,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身形上也看得到恐惧,在世俗生活中,他们也许有很多缺点,但在某种不得不抉择的时候,他们会放弃自己,为公益作出牺牲。
这种精神动力,我想是悲悯。悲悯是深藏在所有人性深处的一种品质,只是有没有外在的力量将它激发出来。比如花花公子辛德勒,因为受到刺激,一变成为英雄。这种英雄我觉得很真实。
而中国社会环境,激发某些生命个体公益行动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不公的解决之途,有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民间自我救济等,但我们的国家救济制度有很大缺陷,甚至是功能基本残缺,旧式的民间组织,如家族,行会,新式的NGO,或残败,或弱小不堪,民间救济就不可能。所以出现了投身公益的个人,律师,医生,调查记者等。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和人体一样,你眼睛不好,耳朵往往特别灵敏,最好的钢琴调音师都是盲人。我想这或者是“代偿机制”吧。
所以,我觉得克勤这样的“新闻英雄”,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我一直在寻求“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平衡。但可以肯定是,我做不到他们那样,放弃自己,像王克勤与出租司机,喻尘与爱滋病人一样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一位著名的“英雄记者”指责我那样。他用的词是“上海市侩”——我的确有这一面,只是他用词有些过火。相形他们,我也许更接近理想的市场人,合理利己,不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失控,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感,也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但这也很难。

张:但作为社会黑暗面的职业挖掘者,苦难灾难的目击者,社会不公的深切感应者的“调查记者”,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被这种情绪激发?
杨:我们生活在一个转轨时代,社会生活中充满暗角,充满骗局,挑战常识和羞辱我们普通人智商的东西很多,的确很难让常人能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同时,“调查记者”就是把自己仅仅设定成一个记录者,也很难,你的对手会有各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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