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2


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明以下职业记者与“英雄记者”之间的区别。还有〈〈南方周末〉〉有一种“集体悲情”,这种悲情对新闻操作是否有影响?
杨:更具有我们所说的“新闻英雄”的气质,他的价值出发点更倾向于“轰动效应/公共利益”。
新闻单位和调查记者,都有自己的策略选择。这在于你对环境的看法。
多年前,编辑部有次布置我一个紧急任务,写一起涉及上千辆出租车质量问题的群体纠纷,制造商在上海,是由地方官办公司组织他们购买的。当时,已是周四,〈〈南方周末〉〉下期出版要一周后,而苦主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在宁波的宾馆房间里被二十几个车主代表包围,在知道地方当局拒绝对话后,群情激愤。他们希望马上见报,但我们出刊周期不允许,他们开始了事先实现策划好的行动,让已经在绍兴几十辆车,继续出发开赴上海,准备包围生产基地。
在与他们商量后,我叫来新华社的记者张奇志,他们用“红机”与北京联络。在朱总理的及时干预下,省领导在午夜跑到嘉兴,截住出租车司机并向他们作出保证。第二天,上海方面来人,与司机谈判,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那时我已经到温州,另有任务。但编辑部有人认为这个事件是有了我们的参与,才得到妥善解决的。北京几家著名媒体有了报道,我们必须有所反应。同行竞争嘛,就是我比你们知道并说出更多的内幕。虽然,它的新闻价值当时已经大为降低。
忙了两天,算是把稿子交上去。但报社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对方是国企巨头,是有政策影响力的企业。在保护国企商誉的政治家的压力之下,也考虑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报社把已经印好的报纸全变成纸浆,损失很大。
编辑打电话安慰我。他也许没有想到我的反应很平静。一,我对所有的新闻机构没有迷信。因为新闻机构如同人,总有承受不了的压力;二,我们已经做了有能力做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是因为新华社的效能,总理调动行政资源施加压力;三,别的媒体已有公开报道,再报道不是独家,不会提高我的个人声誉;四,而我又是一个上海市民,未来很大可能还是回到上海,他们又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地方巨头。当时考虑为“一根鸡肋”,自己没有必要得罪他们,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实际上,那几年我很少做上海题材。
在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思考着这条“禁发新闻”的过程,包括解剖自己,解剖我们的新闻机构。
前两点的意义在于,我们新闻机构特性,决定了我们功能不完全是为社会提供真相,而我们提供真相,这一行为本身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呼吁国家(行政与司法)的救济,同时在商业上通过满足阅读,求得商业的利益。
这说明,围绕这样的丑闻,我们的媒体与国家之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舆论压迫国家”,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压迫能力,因为我们还不是“公益和商业”的媒体,也就是还没有完全社会化。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我们的报刊刊号是垄断的,而不是自由登记的,所以公信力的初始来源,是“党和政府”。
《南方周末》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虽然我们以自由记者期许,实际身份是《南方周末》法律意义上的“临时工”,但民间仍旧把你当作“钦差大臣”,“特派员”这种角色,从我们的实际授权关系,和民间给我们的定位,我们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职业新闻人。这种角色确定了权力来自政府,而不是社会。
我觉得三四两点,可以说明我有“趋利避害”的市场人理性。换一个别的记者,在知道自己的文章随报纸被打成纸浆后,是否会有我一样的反应?我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大家都有“英雄主义”的情结,为什么我不具备有些人的勇气?
我觉得一个差异,就在于与报社之间的关系的自我认识。很多同事不再可能回到落后的家乡省份,但他们在广州没有户口,没有编制,甚至没有住所,终日要么在新闻现场,要么在办公室里。因此,对报社的倚赖性,不仅是经济层面,更多是精神层面。一个词比较准确形容这种关系:庇护所。
身在其间的人,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悲情,而且,这种悲情一直处在激荡状态。什么东西做与不做,总编辑,编辑,记者经常会争论,这很正常。问题是争论往往被悲情裹挟。 
别的人我不清楚,我和翟明磊好象更“职员化”一些。这个词和“倚赖性”一样,不含任何褒贬。它们是一种报社与记者关系的状态的描述。
对我来说,也许很多朋友认为是市侩式的想法:个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得高的收入,已有足够吸引力;如果附带得到某种价值上共鸣,是一个工作岗位的“精神外快”,一生难求,它增加了劳动的快乐熵数。

张:当别人要求你的援助,而你出于自利不能满足,是不是很痛苦?有没有一些调查你放弃而事后后悔?
杨:是这样。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有对那些抱有过高期望的人的遗憾。
比如说,在〈〈南方周末〉〉第二年,我碰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流浪汉带着孩子到记者站:自诉他原来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农民企业家,与合伙人,也就是弟弟发生矛盾。对方设法与一些人联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这些人的身份,有流氓也有官员。几年后他从医院出来,妻子另嫁,企业资产被弟弟控制,被合法掏空。他生活无着,领着七八岁的儿子,四处上访。
他的举报材料无懈可击。有几十个知情者。但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合作。举报人出院时的医疗报告,和我近距离的多次接触,都证明他是心理正常的人。
这样的举报,对一个调查记者而言,可能是可遇不可求的“猛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关键材料,在出院后,他先后多次看精神病医生,都确认他没有精神病。上海的一个精神科医生,询问了他以前的“病史”,觉得有异:他之所以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那种病,理论上是“不可逆转”的。
但我做了初步调查,觉得难度非常之大。因为很多知情者实际上是被对方控制的。这样,我很难取得足以证明这件事情存在的证据,而且,我不是司法调查,这些人随时可能因为压力而改变,这样,我必须获得更多的人的证词来证明,但你知道这更难。
我估算,自己如果做这个采访,出于安全考虑,可能要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而且,一旦对方反扑,我可能为之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我们那时,记者已经开始考评制度,一旦你采访了一两个月,而报道失败,就意味着你的收入锐减,甚至饭碗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顾及这些因素,最后还是放弃了。甚至没有把这个题目报给编辑。因为你一旦报给编辑部,他们让你做,你就难以拒绝,他们不会为你的工作难度考虑,只有你自己才能做选择。

张:但很多书籍,甚至研究者都有这种说法,难道你认为是“行业神话”?比如说相对于常人的勇敢,执着,正义感。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堂吉苛德那种游侠的时代,而是职业人的时代,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我觉得就不简单了。比如李金华和钟南山引起的公众关注,大家当时为他们担心。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他们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解释他们获得了那么高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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