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3

张:你举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记者对社会的判洞察能力和对趋势的判断能力。
杨:中国很多问题是屏蔽的,有它的历史形成的过程。甚至我们近前的历史,比如20几年的改革历史,不少记者同行,都是简单了解那些宣传性文字,历史盲,肯定也是现实盲,所谓调查的价值可想而知。我也是在做了10几年记者,才觉得稍微有些历史视野。
很多时候,记者只盯住很简单的事实,而且分析这个事实主要根据以前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往往又是狭隘的,这种局部经验很导致读者的误判。如果记者不掌握整体的情况,甚至运用的基本数据都有问题,那情况就挺严重。一些部门提供的数据有问题,有些事实不存在,记者就首先要做基本的辨伪工作。目前的情况下,记者要公开、透明、顺利地查找信息和数据,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我们和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探讨的时候都不能完全信他们。学界现在的问题很大,没有独立性的不负责言辞很多,而且他们与所代言的利益的交换关系,非常隐秘。

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做出一个合格的调查,比西方同行难度大?
杨:我们是一个低信用社会,有限的数据信息来自政府,不完整,同时很多不准确,其他的信息就更不用说。所以,新闻调查,相对信息相对公开的高信用社会,难度稍小;而对我们,可以说是荆棘遍布。
如果比作盖房子,人家有砖,质量可以信赖,砖的地位相当于非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的整体,对你描述整个事件有用,在“高信用社会”,这些砖很容易得到,比如公司的纳税资料等。但我们要一块块找砖,同时砖很可能表面很好,但实际是一块烂砖。这种情况你要盖同样的房子,时间精力的耗费比前者大得多。
一个笑话是,在江西一个县,有一次我问一个警长他处理一个治安案件的执法依据。他拿出一个《办案手册》,是公安常用的法律文本。他打开,用两只手遮住他用的那个条文的上下文,只给我看他用上的二十几个字。我说,你遮住干什么?这是国家公布的法律,又不是机密。他说,除这一条外,没有必要给你看。 

做调查像是做一个工程
张:调查记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一些权力部门的控制、商业机构的阻挠之外,跟消息源本身的模糊或被遮蔽也很有关系,尤其,那些本来就不真实的消息来源。
杨:你拿到的信息肯定经过被筛选、不完整,甚至伪装,程度不一而已。到你这里举报的,也肯定有他的立场,有他对事实认识的局限,有时报料人甚至会想控制你。报料人,可以是弱势的上访者,可能是机构,政府官员,如果你以报料人的立场为立场,以他提供的事实为事实,你的工作恐怕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与刑事侦察,考古一样,大家都有一种逼近真相的技术,刑事侦察的结果,要过法庭抗辩这一关;考古结论要经过学术辩论的考验,新闻调查的结果,也一样,要经过证实或证伪。但坦率地说,现在中国的新闻调查还缺少一种严格的技术规范,中国也没有保障舆论权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有力的司法保障。而这是技术规范形成的一个前提。我们是一个失范的社会,新闻业也是一个失范的行业。
如果现在存在技术规范的话,我想也不统一。像《财经》和《南方周末》体现出来的,相对严格一些。但即便如此,在面临诉讼,司法制度局限或缺陷时,即便按最苛刻的标准都可以通过的严谨的报道,都有很大可能败诉。尤其在你伤及地方实力人物或相关利益的时候,败诉机率非常高。地方对司法的影响力之大,我在法院工作多年,很清楚。现在的情形,比10年前更为严重。
摆脱阻挠,还原真相,是技术问题,我想也是作为调查者的最基本的技术。
我觉得很难的,是摆脱“信源”或者“报料人”的控制和纠缠。我基本原则是,一对报料欢迎;二,希望告诉我知道的全部;三是做不做由报社决定;四,怎么做是我的事。
当然,我绝对不会收取利益。我喜欢很单纯的关系,这样使我很放松。
在浙江,不是还有很多职业报料人嘛?比如,有一个人因为自己家人的怨情向我们举报,我们报道后,事情很好地得到解决。从此,他常常给我报料,为了引起你的重视,对一些内容做了夸大。我有直觉,他是把这当作一个生意,于是故意放一放,不久就有人来电骂我:你怎么收了钱不帮忙呀?
你不出租权力,这些人居然出租了,而且取租金!
我更倾向于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少做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以微见著,个案优先。因为我很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采访技术条件的限制,最多的就是自己加大采访量,同样一个事实,别人采访两个人,我采访四个人,五个人。
像练体操的,我不是动作难最大的,但我认为自己是落地最稳的之一。我追求的是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控制力。
2004年3月“铁本案”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大肆炒作,记者们象人来疯一样冲过去把人打的半死。有个同行甚至向我找常州的关系,他想写写那个老板的私生活,是不是有“二奶”,整一个“调查新闻”。真想把人家游街示众啊?
他也知道这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问题大的是地方和银行,是你追求GDP的官员考绩体制。按照我一些官员朋友的说法,是“地方诸侯和银行把人家这个老板肚皮搞大,中央政府把人家打死”。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对的,但手段上与过去“严打”的游街示众,从重从快一样,简单粗暴。这说明,中央政府管理调控手段的匮乏。不理解这个大背景,去写报道的话,不可能把事件分析清楚。
媒体应该有悲悯之心,对中央政府的无奈,地方官员面对的考绩的无奈,常州这个城市的无奈,民企发展的取径的无奈。一些媒体表现出的“人来疯”,让我觉得很悲凉。后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杨瑞法,写了篇采访沙钢沈文荣谈“铁本‘的文章。看完后,我很感动。老杨50多了,有历史感,知道民企的历史悲情。

张:你认为,这样做的报道即便比较详尽、真实,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这种报道还是失衡的或者偏颇的。但对很多年轻的调查记者来说,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事件的各个层面挖掘清楚已经很不容易,要看到大背景、大全局很难。
杨:所以,我一直感慨做记者,等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可能已经三十七八岁了,那时候,又面临退役。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制片人说,他的调查团队最年轻的三十七岁,老的六十多岁。调查性记者必须得有经验,他的报道应该非常完整,里头不光有事实,还要有同情,有非常好的经验分析,要让被批评对象口服心服。我说:“我的年纪只好到你那里实习,但在这里,这个岁数该退休了。”他惊诧莫名。
其实,很多被我们批评的对象也有无奈,所以记者的报道要有包容心,所谓“菩萨心肠,雷霆手段”。
比如,让我重做“珍奥核酸”之类的报道,我可能会有所不同,穿插进整个行业的描述。如果整个行业都在行骗,你想诚实也很困难,只能做更大的骗子。我可能就要把这东西不断地加进去,要强调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甚至是制度性问题,而并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

张:对大多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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