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4

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通常看到的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或小事件的报道,其对背景的把握其实非常难。
杨:非常难。历史学家都认为,最难看清的就是当下的历史。历史的脉络,也许只有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清楚。历史学家是大厨,我们只是拣菜洗菜的厨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报道缺乏一种纬度,就是历史的厚重感。因为有些记者都不懂历史,不懂他们采访对象的历史生存状况,现在新闻成为一个工业,采访的时间也保证不了。我相信,很多记者以后会为他写的“铁本事件”脸红。
我非常赞叹美国有个获普利策奖的报道,写越战时苗族人移居美国之后的生存状况,非常全面、完整。这个记者对苗族历史非常了解,做过很多研究。当时,苗族人给美军引路,害怕越南人报复,美国人把他们连根拔起,两万多人移居到美国。他们来到完全陌生的社会,吃救济,整个文化在衰落。慢慢熟悉后,他们中间出现了博士,一个苗族女孩戴了博士帽,看到这张照片我就哭了。我觉得,这个记者在用心体验这些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某某电视台去做什么普通人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记者秀。在抗洪救灾时,我们看到过很多同行借采访灾难,而做的个人表演。
所以,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深刻的焦虑。有时候,我想重新入行,再做一些新东西,把那些制度层面的问题都变成新闻背景,而不像以前那样做得那么单薄。或者,是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学者吧,一个想成为大厨的厨工。

张:写报道的时候,你想把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的事件,编织到一个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背景当中去。
杨:有远景,有近景,能够整体看事情,又非常好读。相对来说,九十年代的人看宏观的东西有问题的,八十年代的人好一些,但他们的局限是只有宏观、没有微观,他们都是理论家出身、报告文学家出身。象钱钢做的留美幼童的报道,我认为流传时间可能更长些,没有他那代人的宏大叙事,大特写,大写意,只有像是苏州“闺门绣”那种细密的针法,这种返朴归真的东西很耐读。

张:我听说,你采访一个人物,很重视他所处地域的文化背景。是不是文化有助于你更多地去理解他?
杨:对,人是环境的产物嘛,这个肯定要去研究。我去研究一个地方总是要去研究这个地方的县志。如果到浙江采访,就得了解浙江的整体情况。比如说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浙江的县长、县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山东人多,南下的干部;后来的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后代。80年代,省委常委开会,甚至还是说山东话。他们的状态不一样,北京对他们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联络图和关系网。
但是,浙江土生土长的老板就觉得北京很远,有文化隔离感,他们身上有非常区域化的色彩。这是社会的真相,大家或者都不知道,或者不去谈。

张:记者要发现真相确实很难,刚才我们也谈到会受很多因素限制,包括编辑部的截稿时间,所处平台的宽松程度。
杨:如果做不到,就只能写写消息。作为调查记者,你所关注的这个社区就是你的,大的东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而且你是它的一部分,要熟悉它的历史。你的基本资源和调查方式支持你这样做,否则你报道和解释东西肯定有问题。

张:前头你提到几个工作过的媒体,看来似乎都不够理想。怎么办呢?
杨:我现在确实没有理想的平台。除了社会大环境在变化,媒体行业的小环境也在变化,现在资本进入很多媒体,这种投资是一种不安全的投资。将来政策会怎么样?发展前景会怎么样?对资本的不确定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往往注重短期回报,刊号方也有很强的通过市场化获得权力租金的要求。员工利益可能成为牺牲品……不少投资媒体的老板过去从事制造业,甚至非法书商出生,来办杂志对成本一抠再抠,给这些杂志打工的记者的生存保障就会出问题。这种环境很容易逼着调查记者走弯路,去依附政治势力或商业利益。
比如,现在很多进入报刊业的民间资本,实际上就是过去包版面,用新闻形式搞“企业形象广告”的那些人。这和很多进入医院的民企一样,很多福建游医出身,在公立医院搞“性病门诊‘的,完成原始积累,利用医院改制,成为医疗机构的控制者。
你能怎么办?

张:以前我有印象,你有本“红宝书”一样的小册子,里头是各行业的官员、学者名单及联系办法,可以快速找到各领域的采访对象。你通过什么渠道建立起这样的社会资源?
杨:因为做记者的时间比较长,又做过法官,采访过的人或者没有采访但有名片留着的,进行分类记录。我母亲是图书馆的副馆长,没事儿就帮我做这个工作。另外,我自己平常阅读得比较多。我做每篇报道的采访时间可能比一般记者多几倍,因为我害怕自己出手过狠。毕竟我做过法官,明白要防止媒体暴力的这种倾向。
以前,我在《青年报》做一个保险题材的报道,自己不懂保险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只有完全有信心、有必胜把握的时候我才上。于是,就买了很多保险方面的书,花了一个月把它读懂了,确定某些行为是违规的,而且非常严重,我才去做。当时,那篇报道非常轰动,讲友邦一个业务员,勾结一个国有企业的会计和出纳投几万块公款给公司员工买保险,一共五六十个,每人一千块,但这些员工自己不知道。保单拿回来以后就藏在抽屉里头,中间有人死掉也没有索赔,他们三人分了40%的佣金。到第二年要去续保,总经理收到通知,就问会计和出纳,才发现了他和公司的印鉴也被他们盗用。
这个报道影响挺大,《新民晚报》当天的“早新闻”整版转载了,还被人放大后贴在保险公司门口。几千人就挤在友邦门口,要求退保。友邦因此建立了相应的稽查制度。报道出来后,时间长了,这些人还和我成了朋友,他们找我喝茶,私下说很挂念我、尊重我。虽然我批评他,弄得他差点倒掉。
在业内我知心朋友不多。但社会上的朋友很多。有一个当事人到我这里投诉,他企业的利益受到司法当局的侵凌。我写了一篇很棒的稿子。后来碰到,我问他是谁为他出谋划策,并搞到我的家里电话。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一个被我毁掉前程的高级干部。在我与他周旋时,他甚至派人跑到上海,想调查我一些阴私,来阻止我的行动。

张:你的这本小册子发挥的作用,更多是专家库,还是消息源?
杨:专家库或者线人库可能有一致的部分。比如我在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合作有十年了,他是一个刑法专家,一些法院和检察院有什么棘手的案子,定罪定性比较难的往往要他去参与,他就给我提供了很多线索。
能得到这种信任,既跟我所在的媒体有关系,他们相信我们的报道大多数还能发出来,也相信杨海鹏做事是可以做到的。
他们也给我很强的智力支持。
我十年前做新闻,按朋友的说法,就是“泡冷班子”,相交的官员朋友没有一个是正职。当时他们这些“四化干部”,往往比年纪大的正职有学养,与我比较对味。现在他们很多是正职了。
我的线索来源基本上就这么几类。一种是离休干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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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4》上有4条评论

  1. 但是很有意思,搞社会新闻做媒体风险超级大,却很刺激,有些人离开了都一辈子忘不了,可以说是一种很快速的经验积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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