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了以后

每次有人跟我说水深火热这个词,我就唯唯诺诺一起扼腕感叹,但每次进而发展到遥想某年及某年多少英雄豪杰的揭竿而起,我就会拿《让子弹飞》说事儿:革命吗?然后呢?
鹅城是中国。这个小小的世界自成一体,黄四郎是那鹅城的主,他说太阳是方的,鹅城的太阳便是方的。小六子死那一段显然是颠倒黑白的胜利,看着似曾相识吧?连监狱里躲猫猫死,摔跤死,冲凉死,甚至睡觉呼吸死的说辞都堂而皇之的被接受了,还有什么是非真相?黑白之间的距离不过在反掌之间。

汤师爷说当了县长就能有钱,钱从何来?来自百姓。这是鹅城世界的定律:官等于钱。不,应该说权等于钱。强权之下,鹅城的老百姓的税被收到九十年以后,用水深火热来形容生活状态并不过分。黄四郎掌握着几乎全部的权,当义匪张麻子喊出他要的是他妈的“公平,公平,还是公平”的时候,他的目标显然和既得利益者兼鹅城统治者的黄四郎有天大的冲突。好戏就此上演。张麻子要革黄四郎的命。

矛盾的确立,前期的试探,反反复复的明争暗斗,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张麻子黄四郎之间各种张牙舞爪故弄玄虚刀枪相见——这都只是铺垫。影片的另一个主角——群众,在最后三十分钟才开始若隐若现。群众们想要钱,那是世代被搜刮的民脂民膏,可是黄四郎的马车一现,属于自己的钱又颤抖着退了回去,——这就是群众,没有人敢与强权正面斗争,哪怕是自己的正当权益已经被挤成一条缝那么细,一般来说无人煽动的前提下群众还是可以隐忍的。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有煽动在引领。张麻子再发枪,人们又悄悄拿了抢,但事到临头,群众们还是退缩了,尽管愤怒是真实的,民不聊生是真实的,豪迈的煽动力量也是真实的,但——惧怕更加真实。 怕权贵,怕死,怕失败,这些都是革命正常的伴生品。终于张麻子的智慧让群众的惧怕有了出口,让革命成了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刺激了群众们在被压迫之下的敏感神经——在以为黄四郎已死的前提下,群众们冲进鹅城之王黄四郎的碉楼,往自己家搬东西。冲锋,狂吼,挥舞武器,一冲锋一怒吼一挥舞之间,所有的怨气得以喷涌而出,昔日权贵可以被任意蹂躏,专制被推翻了,群众成为一股力量,群众成为主导者,群众让自己做了主——多么让人血脉喷张的画面,一切都美好了,革命“成功”了,鹅城易主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姜文开始要表述的时刻,关于在革命成功之后。电影并没有说群众们面对满庄园的财富会以怎样的方式被分配,只看到有人捧着珍珠翡翠项链忙不迭的跑,有人跑来告诉张麻子他坐的两张椅子是他的了,——这是让子弹飞了之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分配财富(中国历史上实际情况很多时候是分配土地)?很显然,在这个电影里,被革命的热情鼓捣起来的群众们是以能拿多少拿多少的方式从“前既得利益者”手里往自己家搬东西,且不说这样一种原始的本能的一抢而空的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群众们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变现出来的乌合之众的形象是多么的滑稽。在这种滑稽中,革命的初衷“公平公平还是公平”变得脆弱而模糊

革命成功之后,张麻子的弟兄们离开了他,带着他心爱的女人花姐一起去上海/浦东,“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这是革命的先驱者的地理认知。观众们笑了,我毫不怀疑导演和演员们那一刻也笑了,这种戏谑本身并非来自观众,而来自电影本身对革命者的嘲弄,我们的历史上,群众常常就是用来煽动的,而革命的先驱们,是怎样的“无所不知运筹帷幄”呵?——这是让子弹飞了之后的第二个问题:革命者们心中有一个怎样的新社会的构想?很显然,很多的革命者并不具备回答这样问题的能力

而张麻子是清醒的。从最初为抢几个钱,到为养子报仇,到为建立“公平”为扫平专制而战,张麻子的匪气变成了革命的英雄气。他问黄四郎:“是你重要还是钱重要?”黄四郎猜是他,又猜是钱,张麻子清醒的说:没有你最重要!这个“你”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专权制度,是一个革命的标的。正是因为这种清醒,使得张麻子在革命之后不知道何去何从,电影最终落幕在这位革命胜利者的踽踽独行的萧条背影上。——这是让子弹飞了之后的第三个问题:革命成功之后谁来成为权力的继任者,不论这个继任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革命从来没有脱离的一个窠臼就是一个又一个专制的轮回。不管国号怎样变,这个执政群体代表的群体怎样变,本质是一样的——革命是推翻一个专政政权拥立另一个专政政权的最有效率的武器。在腥风血雨中,被革掉的群众的命永远远远多于被革掉的专政者的命。在这个过程中,群众依然被证明是被用来煽动的。比如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几次学生运动。

像张麻子的清醒一样,与其说姜文在《让子弹飞》表现的是鼓动革命的政治寓意,倒不如说是对革命的嘲笑和反思,任何时代,革命是总是一个兴奋剂一样的口号,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对政府有不满,民愤很深的社会尤其如此。但那会让人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充满理想光环的口号和行动完全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数时候都可能更糟。

我并不否认所有的革命,毕竟前有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殖民时代后期各种独立战争,或部分或全部的改变了社会格局,但,今天的现实情况不可同日而语。革命的领导力量?没有,没有一个张麻子似的人物或群体。革命的标的?不明确,没有一个黄四郎似的明确人物或群体。现在每年成千上万起的群体事件里人们反对的都从来只是当地的政府或身边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事件明确将一个制度一个政权作为反对的对象。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时也带来了四分五裂的利益诉求。各自扫得门前雪,不必管他人瓦上霜。革命的主体力量?正如鹅城人民敢拿枪却不敢用枪一样,网络上各种信誓旦旦义正言辞的人们似乎可能成为主体,但是真的吗,揭开网络这一屏障看看,一片死寂。更别提只要用小钱就可以搞定的无孔不入的五毛党了。黄四郎的马车一来,不费一兵一卒,全部乖乖缴械。倒没有取笑这个群体的意思,只是没有明确的诉求,革什么命,不过像土匪抢恶霸一般,闹剧罢了。何况现实中不少《让子弹飞》里武举人一样的有趣角色,他跟随黄四郎草菅人命狐假虎威,又在黄四郎失势之后带头冲锋直捣财富象征的碉楼,得势后对黄的替身极尽羞辱之能事,张麻子制止,他说:“大人,我讨厌吗?我要是讨厌,我马上消失;要是我不讨厌,我继续欺负他(黄的替身)。”好生动的嘴脸。

最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目标?怎样的一个新制度?西方的民主吗?民主不是人民有权利投投票,选选领导人,选选执政党就建立了的。问问自己问问周围十个人再问问十个生活在小镇或县城的人,如果民主果然突然降临,将怎样使用自己这一权利。单单说这一“民”的基础,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更何况,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推崇真的未必适合我们独特的社会。

所以,当历史、民族、习俗、文化都被制造成工具来使用的时候,至少请决定和维持自己的脑袋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这个别人,不单指政府,更指向网络时代的媒体、意见领袖以及看似独立公正的西方舆论。

给美好愿景一点时间,也给愿景一点努力的空间。当从上而下的改革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改变是可能的。尽管它肯定是漫长的。世上没有救世主,历史也没有捷径,除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日积月累的努力之外,别无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用做,美好的制度不可能一夜到来,执政者们也不可能突然醒悟进而大发慈悲的实践“天赋人权”,更何况是一个黑白颠倒易如反掌的时代。你或许没有能力直接质问执政者,也没有可能对现存各项制度有一丝一毫的直接改变,你甚至可能是那个一边咒骂当局一边在努力考着公务员期盼着加入执政一方获得铁饭碗的年轻人,——但是你至少可以不乱扔垃圾不插队上完厕所冲水,下雨天开车不溅水在行人身上,在工商局在民政局在银行在火车站在一切一切简单的权益被政府部门侵害或怠慢的时候不依不饶,多花一点时间至少表明“在乎”的态度,更可以在加入到执政者队伍之后尝试抗拒成为曾经讨厌的“他们”。至少是尝试。

久石让为姜文的上一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作的配乐,在《让子弹飞》里也用得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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