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老师对南方周末前调查记者杨海鹏的一篇访谈，不长，但断续看了三个晚上，看不下去的时候关上，忍不住，又看，感慨启示不能一一道，个中滋味各人也不尽相同，总之觉得值得推荐，但，若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就不必浪费时间了
注：转自张老师传媒视域

这个行当的性格也许是“习惯性焦虑”
张：有些人认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性格因素很重要，比如勇气，执着？是不是有这样的“先天禀赋”？
杨：我们这个行当有太多的泊来称谓：“扒粪者”，“调查记者”，“新闻英雄”，“深度报道记者”等等。好象洋概念传入中国后，都有些走样儿。像我知道的一个已经命赴黄泉的“黑社会”老大，生前，被他们的市委书记称为“台州的比尔-盖茨”。不少股市上的骗子，也被人戴上了“中国的巴费特”，“中国的索罗斯”。
我想，我们最好有个约定，我们谈论的所谓调查记者，特指“扒粪者”，或者是“丑闻揭露者”。 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化的产物。新闻权力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新闻机构是站在社会立场，为公众提供资讯的专业信息商，在国外这种新闻机构，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我一直在想“我是谁”，但坦率说，我们不是外来概念中的那种“调查记者”。就是记者这个概念，虽然我们与外国同行似乎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我想我们的职业不存在“先天禀赋”，比如您说的“性格因素”，就带有这种暗示。我总觉得与大家概念中的“标杆人物”有游离感。他们有的真是“新闻英雄”，我不想沾光，自知只是一个与粪打交道的“时传祥”。王克勤可以把我划进圈子，但我知道我们间的区别。
很多人，甚至包括同行都把“标杆人物”的一些品质，当作整个行当的品质，把他们的性格，当作行业的性格。
这存在一种危险：你一旦用这种品质和性格，去要求所有同行时，我们只有自惭形秽，道德门槛那么高，只好把饭碗上交。我们称医生为“白衣天使”，把教师叫“灵魂建筑师”，但现在，她们倒是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行业。“标杆人物”成了行业的象征，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
所谓“调查记者”中，的确有大众认为的那种英雄。并不是很符合人人自利的市场理性。更多的人有较强英雄主义情结。虽然很多同行知名不如我，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情结远多于我。现在“调查记者”，见面都是“你大侠我大侠”，有相互吹捧，相互激励的味道。这个“侠”字，有很强视觉感和心理暗示，一旦自我认同了，你须承担“除奸惩恶”的绝对义务。视觉时代嘛，“千古文人游侠梦”。把调查记者叫做“侠”，倒是满足了业内一些人的虚荣心；也投射出社会不公的时代，人们对“侠”的期盼。
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先天禀赋”。没有人天生懦弱，没有人天生勇敢。有的只是技能，工作态度等，都是后天习得的。“新闻英雄”，我想也是如此。

张：你说的投射于公众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是什么含义？既然你承认人人有自利性，如何解释这个行当存在“新闻英雄”？
人们读了你的文字知道你的业迹，想象你的性格形象，很容易转成电视剧或电影给予人的那种虚拟形象。
比如，胡舒立是中国最好的调查记者。我觉得以她所处的机构的性质，和她的专业能力，更接近西方意义上的调查记者。一个年轻的股民如不知道她性别长相，但知道胡大姐战绩告诉他，让他想象她的样子。很可能出现在他脑海的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生着落腮胡，叼着大烟斗，手里拢着些虚假报表，雷霆一怒，宵小皆惊的“现代大侠”。
我是沈宏非专栏文章的FANS。我读他的文章，感受到的沈公：玉树临风，齿白唇红，张口就是锦绣文章。觉得跟这等妙人交游，咱还真不配。待见到沈公真身，才知道这“视觉形象”是自己造出来的。
同样，人们对品质，性格这种内在素质也会有幻觉，与实际存在错位。
英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种与公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有些像娱乐时代的偶像与粉丝一样，英雄和他的拥戴者是一个共同体。前者有商业因素在导演，后者的导演是人们对社会公正，司法正义的期待的产物。人是社会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宗教制造圣徒，包括后来“典型报道”制造的英雄，包括影视编剧们制造的多数形象，都是一种“生产模式”。
每个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但多数人的“自利倾向”，会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发酵。
我是一个对环境和自身安全很敏感的人。觉得如果同情心失控，想成为所有苦难和不幸的代言人，你只会会使自己的个人生活，甚至心理失去原由平衡。让每个人选择的话，他的本能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有很多是“不期遇到”，同时也是回避不开。如罗丹雕塑的〈〈加莱的义民〉〉，敌人提出条件，如果有六个人肯站出来牺牲，他们不会屠戮全城。六个人身份不一，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身形上也看得到恐惧，在世俗生活中，他们也许有很多缺点，但在某种不得不抉择的时候，他们会放弃自己，为公益作出牺牲。
这种精神动力，我想是悲悯。悲悯是深藏在所有人性深处的一种品质，只是有没有外在的力量将它激发出来。比如花花公子辛德勒，因为受到刺激，一变成为英雄。这种英雄我觉得很真实。
而中国社会环境，激发某些生命个体公益行动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不公的解决之途，有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民间自我救济等，但我们的国家救济制度有很大缺陷，甚至是功能基本残缺，旧式的民间组织，如家族，行会，新式的NGO，或残败，或弱小不堪，民间救济就不可能。所以出现了投身公益的个人，律师，医生，调查记者等。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和人体一样，你眼睛不好，耳朵往往特别灵敏，最好的钢琴调音师都是盲人。我想这或者是“代偿机制”吧。
所以，我觉得克勤这样的“新闻英雄”，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我一直在寻求“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平衡。但可以肯定是，我做不到他们那样，放弃自己，像王克勤与出租司机，喻尘与爱滋病人一样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一位著名的“英雄记者”指责我那样。他用的词是“上海市侩”——我的确有这一面，只是他用词有些过火。相形他们，我也许更接近理想的市场人，合理利己，不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失控，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感，也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但这也很难。

张：但作为社会黑暗面的职业挖掘者，苦难灾难的目击者，社会不公的深切感应者的“调查记者”，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被这种情绪激发？
杨：我们生活在一个转轨时代，社会生活中充满暗角，充满骗局，挑战常识和羞辱我们普通人智商的东西很多，的确很难让常人能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同时，“调查记者”就是把自己仅仅设定成一个记录者，也很难，你的对手会有各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