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明以下职业记者与“英雄记者”之间的区别。还有〈〈南方周末〉〉有一种“集体悲情”，这种悲情对新闻操作是否有影响？
杨：更具有我们所说的“新闻英雄”的气质，他的价值出发点更倾向于“轰动效应/公共利益”。
新闻单位和调查记者，都有自己的策略选择。这在于你对环境的看法。
多年前，编辑部有次布置我一个紧急任务，写一起涉及上千辆出租车质量问题的群体纠纷，制造商在上海，是由地方官办公司组织他们购买的。当时，已是周四，〈〈南方周末〉〉下期出版要一周后，而苦主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在宁波的宾馆房间里被二十几个车主代表包围，在知道地方当局拒绝对话后，群情激愤。他们希望马上见报，但我们出刊周期不允许，他们开始了事先实现策划好的行动，让已经在绍兴几十辆车，继续出发开赴上海，准备包围生产基地。
在与他们商量后，我叫来新华社的记者张奇志，他们用“红机”与北京联络。在朱总理的及时干预下，省领导在午夜跑到嘉兴，截住出租车司机并向他们作出保证。第二天，上海方面来人，与司机谈判，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那时我已经到温州，另有任务。但编辑部有人认为这个事件是有了我们的参与，才得到妥善解决的。北京几家著名媒体有了报道，我们必须有所反应。同行竞争嘛，就是我比你们知道并说出更多的内幕。虽然，它的新闻价值当时已经大为降低。
忙了两天，算是把稿子交上去。但报社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对方是国企巨头，是有政策影响力的企业。在保护国企商誉的政治家的压力之下，也考虑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报社把已经印好的报纸全变成纸浆，损失很大。
编辑打电话安慰我。他也许没有想到我的反应很平静。一，我对所有的新闻机构没有迷信。因为新闻机构如同人，总有承受不了的压力；二，我们已经做了有能力做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是因为新华社的效能，总理调动行政资源施加压力；三，别的媒体已有公开报道，再报道不是独家，不会提高我的个人声誉；四，而我又是一个上海市民，未来很大可能还是回到上海，他们又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地方巨头。当时考虑为“一根鸡肋”，自己没有必要得罪他们，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实际上，那几年我很少做上海题材。
在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思考着这条“禁发新闻”的过程，包括解剖自己，解剖我们的新闻机构。
前两点的意义在于，我们新闻机构特性，决定了我们功能不完全是为社会提供真相，而我们提供真相，这一行为本身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呼吁国家（行政与司法）的救济，同时在商业上通过满足阅读，求得商业的利益。
这说明，围绕这样的丑闻，我们的媒体与国家之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舆论压迫国家”，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压迫能力，因为我们还不是“公益和商业”的媒体，也就是还没有完全社会化。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我们的报刊刊号是垄断的，而不是自由登记的，所以公信力的初始来源，是“党和政府”。
《南方周末》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虽然我们以自由记者期许，实际身份是《南方周末》法律意义上的“临时工”，但民间仍旧把你当作“钦差大臣”，“特派员”这种角色，从我们的实际授权关系，和民间给我们的定位，我们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职业新闻人。这种角色确定了权力来自政府，而不是社会。
我觉得三四两点，可以说明我有“趋利避害”的市场人理性。换一个别的记者，在知道自己的文章随报纸被打成纸浆后，是否会有我一样的反应？我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大家都有“英雄主义”的情结，为什么我不具备有些人的勇气？
我觉得一个差异，就在于与报社之间的关系的自我认识。很多同事不再可能回到落后的家乡省份，但他们在广州没有户口，没有编制，甚至没有住所，终日要么在新闻现场，要么在办公室里。因此，对报社的倚赖性，不仅是经济层面，更多是精神层面。一个词比较准确形容这种关系：庇护所。
身在其间的人，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悲情，而且，这种悲情一直处在激荡状态。什么东西做与不做，总编辑，编辑，记者经常会争论，这很正常。问题是争论往往被悲情裹挟。 
别的人我不清楚，我和翟明磊好象更“职员化”一些。这个词和“倚赖性”一样，不含任何褒贬。它们是一种报社与记者关系的状态的描述。
对我来说，也许很多朋友认为是市侩式的想法：个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得高的收入，已有足够吸引力；如果附带得到某种价值上共鸣，是一个工作岗位的“精神外快”，一生难求，它增加了劳动的快乐熵数。

张：当别人要求你的援助，而你出于自利不能满足，是不是很痛苦？有没有一些调查你放弃而事后后悔？
杨：是这样。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有对那些抱有过高期望的人的遗憾。
比如说，在〈〈南方周末〉〉第二年，我碰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流浪汉带着孩子到记者站：自诉他原来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农民企业家，与合伙人，也就是弟弟发生矛盾。对方设法与一些人联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这些人的身份，有流氓也有官员。几年后他从医院出来，妻子另嫁，企业资产被弟弟控制，被合法掏空。他生活无着，领着七八岁的儿子，四处上访。
他的举报材料无懈可击。有几十个知情者。但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合作。举报人出院时的医疗报告，和我近距离的多次接触，都证明他是心理正常的人。
这样的举报，对一个调查记者而言，可能是可遇不可求的“猛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关键材料，在出院后，他先后多次看精神病医生，都确认他没有精神病。上海的一个精神科医生，询问了他以前的“病史”，觉得有异：他之所以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那种病，理论上是“不可逆转”的。
但我做了初步调查，觉得难度非常之大。因为很多知情者实际上是被对方控制的。这样，我很难取得足以证明这件事情存在的证据，而且，我不是司法调查，这些人随时可能因为压力而改变，这样，我必须获得更多的人的证词来证明，但你知道这更难。
我估算，自己如果做这个采访，出于安全考虑，可能要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而且，一旦对方反扑，我可能为之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我们那时，记者已经开始考评制度，一旦你采访了一两个月，而报道失败，就意味着你的收入锐减，甚至饭碗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顾及这些因素，最后还是放弃了。甚至没有把这个题目报给编辑。因为你一旦报给编辑部，他们让你做，你就难以拒绝，他们不会为你的工作难度考虑，只有你自己才能做选择。

张：但很多书籍，甚至研究者都有这种说法，难道你认为是“行业神话”？比如说相对于常人的勇敢，执着，正义感。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堂吉苛德那种游侠的时代，而是职业人的时代，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我觉得就不简单了。比如李金华和钟南山引起的公众关注，大家当时为他们担心。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他们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解释他们获得了那么高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