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你举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记者对社会的判洞察能力和对趋势的判断能力。
杨：中国很多问题是屏蔽的，有它的历史形成的过程。甚至我们近前的历史，比如20几年的改革历史，不少记者同行，都是简单了解那些宣传性文字，历史盲，肯定也是现实盲，所谓调查的价值可想而知。我也是在做了10几年记者，才觉得稍微有些历史视野。
很多时候，记者只盯住很简单的事实，而且分析这个事实主要根据以前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往往又是狭隘的，这种局部经验很导致读者的误判。如果记者不掌握整体的情况，甚至运用的基本数据都有问题，那情况就挺严重。一些部门提供的数据有问题，有些事实不存在，记者就首先要做基本的辨伪工作。目前的情况下，记者要公开、透明、顺利地查找信息和数据，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我们和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探讨的时候都不能完全信他们。学界现在的问题很大，没有独立性的不负责言辞很多，而且他们与所代言的利益的交换关系，非常隐秘。

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做出一个合格的调查，比西方同行难度大？
杨：我们是一个低信用社会，有限的数据信息来自政府，不完整，同时很多不准确，其他的信息就更不用说。所以，新闻调查，相对信息相对公开的高信用社会，难度稍小；而对我们，可以说是荆棘遍布。
如果比作盖房子，人家有砖，质量可以信赖，砖的地位相当于非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的整体，对你描述整个事件有用，在“高信用社会”，这些砖很容易得到，比如公司的纳税资料等。但我们要一块块找砖，同时砖很可能表面很好，但实际是一块烂砖。这种情况你要盖同样的房子，时间精力的耗费比前者大得多。
一个笑话是，在江西一个县，有一次我问一个警长他处理一个治安案件的执法依据。他拿出一个《办案手册》，是公安常用的法律文本。他打开，用两只手遮住他用的那个条文的上下文，只给我看他用上的二十几个字。我说，你遮住干什么？这是国家公布的法律，又不是机密。他说，除这一条外，没有必要给你看。 

做调查像是做一个工程
张：调查记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一些权力部门的控制、商业机构的阻挠之外，跟消息源本身的模糊或被遮蔽也很有关系，尤其，那些本来就不真实的消息来源。
杨：你拿到的信息肯定经过被筛选、不完整，甚至伪装，程度不一而已。到你这里举报的,也肯定有他的立场，有他对事实认识的局限，有时报料人甚至会想控制你。报料人，可以是弱势的上访者，可能是机构，政府官员，如果你以报料人的立场为立场，以他提供的事实为事实，你的工作恐怕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与刑事侦察，考古一样，大家都有一种逼近真相的技术，刑事侦察的结果，要过法庭抗辩这一关；考古结论要经过学术辩论的考验，新闻调查的结果，也一样，要经过证实或证伪。但坦率地说，现在中国的新闻调查还缺少一种严格的技术规范，中国也没有保障舆论权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有力的司法保障。而这是技术规范形成的一个前提。我们是一个失范的社会，新闻业也是一个失范的行业。
如果现在存在技术规范的话，我想也不统一。像《财经》和《南方周末》体现出来的，相对严格一些。但即便如此，在面临诉讼，司法制度局限或缺陷时，即便按最苛刻的标准都可以通过的严谨的报道，都有很大可能败诉。尤其在你伤及地方实力人物或相关利益的时候，败诉机率非常高。地方对司法的影响力之大，我在法院工作多年，很清楚。现在的情形，比10年前更为严重。
摆脱阻挠，还原真相，是技术问题，我想也是作为调查者的最基本的技术。
我觉得很难的，是摆脱“信源”或者“报料人”的控制和纠缠。我基本原则是，一对报料欢迎；二，希望告诉我知道的全部；三是做不做由报社决定；四，怎么做是我的事。
当然，我绝对不会收取利益。我喜欢很单纯的关系，这样使我很放松。
在浙江，不是还有很多职业报料人嘛？比如，有一个人因为自己家人的怨情向我们举报，我们报道后，事情很好地得到解决。从此，他常常给我报料，为了引起你的重视，对一些内容做了夸大。我有直觉，他是把这当作一个生意，于是故意放一放，不久就有人来电骂我：你怎么收了钱不帮忙呀？
你不出租权力，这些人居然出租了，而且取租金！
我更倾向于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少做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以微见著，个案优先。因为我很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采访技术条件的限制，最多的就是自己加大采访量，同样一个事实，别人采访两个人，我采访四个人，五个人。
像练体操的，我不是动作难最大的，但我认为自己是落地最稳的之一。我追求的是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控制力。
2004年3月“铁本案”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大肆炒作，记者们象人来疯一样冲过去把人打的半死。有个同行甚至向我找常州的关系，他想写写那个老板的私生活，是不是有“二奶”，整一个“调查新闻”。真想把人家游街示众啊？
他也知道这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问题大的是地方和银行，是你追求GDP的官员考绩体制。按照我一些官员朋友的说法，是“地方诸侯和银行把人家这个老板肚皮搞大，中央政府把人家打死”。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对的，但手段上与过去“严打”的游街示众，从重从快一样，简单粗暴。这说明，中央政府管理调控手段的匮乏。不理解这个大背景，去写报道的话，不可能把事件分析清楚。
媒体应该有悲悯之心，对中央政府的无奈，地方官员面对的考绩的无奈，常州这个城市的无奈，民企发展的取径的无奈。一些媒体表现出的“人来疯”，让我觉得很悲凉。后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杨瑞法，写了篇采访沙钢沈文荣谈“铁本‘的文章。看完后，我很感动。老杨50多了，有历史感，知道民企的历史悲情。

张：你认为，这样做的报道即便比较详尽、真实，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这种报道还是失衡的或者偏颇的。但对很多年轻的调查记者来说，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事件的各个层面挖掘清楚已经很不容易，要看到大背景、大全局很难。
杨：所以，我一直感慨做记者，等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可能已经三十七八岁了，那时候，又面临退役。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制片人说，他的调查团队最年轻的三十七岁，老的六十多岁。调查性记者必须得有经验，他的报道应该非常完整，里头不光有事实，还要有同情，有非常好的经验分析，要让被批评对象口服心服。我说：“我的年纪只好到你那里实习，但在这里，这个岁数该退休了。”他惊诧莫名。
其实，很多被我们批评的对象也有无奈，所以记者的报道要有包容心，所谓“菩萨心肠，雷霆手段”。
比如，让我重做“珍奥核酸”之类的报道，我可能会有所不同，穿插进整个行业的描述。如果整个行业都在行骗，你想诚实也很困难，只能做更大的骗子。我可能就要把这东西不断地加进去，要强调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甚至是制度性问题，而并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

张：对大多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