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通常看到的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或小事件的报道，其对背景的把握其实非常难。
杨：非常难。历史学家都认为，最难看清的就是当下的历史。历史的脉络，也许只有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清楚。历史学家是大厨，我们只是拣菜洗菜的厨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报道缺乏一种纬度，就是历史的厚重感。因为有些记者都不懂历史，不懂他们采访对象的历史生存状况，现在新闻成为一个工业，采访的时间也保证不了。我相信，很多记者以后会为他写的“铁本事件”脸红。
我非常赞叹美国有个获普利策奖的报道，写越战时苗族人移居美国之后的生存状况，非常全面、完整。这个记者对苗族历史非常了解，做过很多研究。当时，苗族人给美军引路，害怕越南人报复，美国人把他们连根拔起，两万多人移居到美国。他们来到完全陌生的社会，吃救济，整个文化在衰落。慢慢熟悉后，他们中间出现了博士，一个苗族女孩戴了博士帽，看到这张照片我就哭了。我觉得，这个记者在用心体验这些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某某电视台去做什么普通人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记者秀。在抗洪救灾时，我们看到过很多同行借采访灾难，而做的个人表演。
所以，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深刻的焦虑。有时候，我想重新入行，再做一些新东西，把那些制度层面的问题都变成新闻背景，而不像以前那样做得那么单薄。或者，是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学者吧，一个想成为大厨的厨工。

张：写报道的时候，你想把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的事件，编织到一个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背景当中去。
杨：有远景，有近景，能够整体看事情，又非常好读。相对来说，九十年代的人看宏观的东西有问题的，八十年代的人好一些，但他们的局限是只有宏观、没有微观，他们都是理论家出身、报告文学家出身。象钱钢做的留美幼童的报道，我认为流传时间可能更长些，没有他那代人的宏大叙事，大特写，大写意，只有像是苏州“闺门绣”那种细密的针法，这种返朴归真的东西很耐读。

张：我听说，你采访一个人物，很重视他所处地域的文化背景。是不是文化有助于你更多地去理解他？
杨：对，人是环境的产物嘛，这个肯定要去研究。我去研究一个地方总是要去研究这个地方的县志。如果到浙江采访，就得了解浙江的整体情况。比如说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浙江的县长、县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山东人多，南下的干部；后来的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后代。80年代，省委常委开会，甚至还是说山东话。他们的状态不一样，北京对他们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联络图和关系网。
但是，浙江土生土长的老板就觉得北京很远，有文化隔离感，他们身上有非常区域化的色彩。这是社会的真相，大家或者都不知道，或者不去谈。

张：记者要发现真相确实很难，刚才我们也谈到会受很多因素限制，包括编辑部的截稿时间，所处平台的宽松程度。
杨：如果做不到，就只能写写消息。作为调查记者，你所关注的这个社区就是你的，大的东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而且你是它的一部分，要熟悉它的历史。你的基本资源和调查方式支持你这样做，否则你报道和解释东西肯定有问题。

张：前头你提到几个工作过的媒体，看来似乎都不够理想。怎么办呢？
杨：我现在确实没有理想的平台。除了社会大环境在变化，媒体行业的小环境也在变化，现在资本进入很多媒体，这种投资是一种不安全的投资。将来政策会怎么样？发展前景会怎么样？对资本的不确定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往往注重短期回报，刊号方也有很强的通过市场化获得权力租金的要求。员工利益可能成为牺牲品……不少投资媒体的老板过去从事制造业，甚至非法书商出生，来办杂志对成本一抠再抠，给这些杂志打工的记者的生存保障就会出问题。这种环境很容易逼着调查记者走弯路，去依附政治势力或商业利益。
比如，现在很多进入报刊业的民间资本，实际上就是过去包版面，用新闻形式搞“企业形象广告”的那些人。这和很多进入医院的民企一样，很多福建游医出身，在公立医院搞“性病门诊‘的，完成原始积累，利用医院改制，成为医疗机构的控制者。
你能怎么办？

张：以前我有印象，你有本“红宝书”一样的小册子，里头是各行业的官员、学者名单及联系办法，可以快速找到各领域的采访对象。你通过什么渠道建立起这样的社会资源？
杨：因为做记者的时间比较长，又做过法官，采访过的人或者没有采访但有名片留着的，进行分类记录。我母亲是图书馆的副馆长，没事儿就帮我做这个工作。另外，我自己平常阅读得比较多。我做每篇报道的采访时间可能比一般记者多几倍，因为我害怕自己出手过狠。毕竟我做过法官，明白要防止媒体暴力的这种倾向。
以前，我在《青年报》做一个保险题材的报道，自己不懂保险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只有完全有信心、有必胜把握的时候我才上。于是，就买了很多保险方面的书，花了一个月把它读懂了，确定某些行为是违规的，而且非常严重，我才去做。当时，那篇报道非常轰动，讲友邦一个业务员，勾结一个国有企业的会计和出纳投几万块公款给公司员工买保险，一共五六十个，每人一千块，但这些员工自己不知道。保单拿回来以后就藏在抽屉里头，中间有人死掉也没有索赔，他们三人分了40％的佣金。到第二年要去续保，总经理收到通知，就问会计和出纳，才发现了他和公司的印鉴也被他们盗用。
这个报道影响挺大，《新民晚报》当天的“早新闻”整版转载了，还被人放大后贴在保险公司门口。几千人就挤在友邦门口，要求退保。友邦因此建立了相应的稽查制度。报道出来后，时间长了，这些人还和我成了朋友，他们找我喝茶，私下说很挂念我、尊重我。虽然我批评他，弄得他差点倒掉。
在业内我知心朋友不多。但社会上的朋友很多。有一个当事人到我这里投诉，他企业的利益受到司法当局的侵凌。我写了一篇很棒的稿子。后来碰到，我问他是谁为他出谋划策，并搞到我的家里电话。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一个被我毁掉前程的高级干部。在我与他周旋时，他甚至派人跑到上海，想调查我一些阴私，来阻止我的行动。

张：你的这本小册子发挥的作用，更多是专家库，还是消息源？
杨：专家库或者线人库可能有一致的部分。比如我在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合作有十年了，他是一个刑法专家，一些法院和检察院有什么棘手的案子，定罪定性比较难的往往要他去参与，他就给我提供了很多线索。
能得到这种信任，既跟我所在的媒体有关系，他们相信我们的报道大多数还能发出来，也相信杨海鹏做事是可以做到的。
他们也给我很强的智力支持。
我十年前做新闻，按朋友的说法，就是“泡冷班子”，相交的官员朋友没有一个是正职。当时他们这些“四化干部”，往往比年纪大的正职有学养，与我比较对味。现在他们很多是正职了。
我的线索来源基本上就这么几类。一种是离休干部，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