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东德，集权政治的时代。近十万的全职员工，二十万的线人——巨大的秘密警察网络史特西，正如日中天，所有的东德人都被这张网笼罩着。卫斯勒，这个特务机构的优秀员工典范，同时也很荣耀的担任秘密警察的培训老师。忠心程度让他非常有板有眼的“逼良为娼”，优秀程度让他能攻破很多正常人的心理防线招认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背叛。他像老鼠一样对周围一切有悖“社会主义伦常”的事情高度警惕，他本身就像标准，也像机器，智能的过滤一切他认为不利于祖国发展的行为，并尽可能的绳之以法。

————看电影《窃听风暴》，才看了几分钟忽然冒出一个原本一开始就应该重视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

过去的二十几年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词，虚无缥缈，甚至有戏谑的味道，但离开社会主义的土壤，它突然变生动了，它强有力的将中西方意识形态割裂了。忠诚冷酷能干的卫斯勒提醒了一个早该注意到的事实：纵观委内瑞拉朝鲜东德苏联越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一样的专政（当然，我应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都把阶级斗争放在至高无上位置，国民内部都有敌我之分，都对人民的言论和思想有近乎恐怖的害怕和防范————这些，到底是社会主义固有的题中之意？还是在特定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党们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造出来的，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无关？还是这些让人心寒的专政只存在于仇视社会主义的西方人眼中，是他们利用强大的大众传媒造出来的假象？

另一个主人公德瑞曼是个剧作家。他的第一次出现是场成功的话剧表演，他的妻子是那话剧主角，她的美丽性感吸引了祖国的文化部长。按照当时的常规，魏德曼这样的艺术家理所当然要被监听，卫斯勒主动请命担纲窃听者，他雄心勃勃的认定他能窃听到他要的反叛证据。看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词，恶的无意识，历史上很多大恶的群体背后都有人性温情的一面，连集中营里的纳粹都会为一条小狗的挣扎而不忍心，连731部队里的天皇子民们都会饱含温情的思念远方的父母和情人——那到底是什么让同样一群人可以毫无感觉的草菅人命，杀人如麻？他们的体内善的人性明明还在啊，怎么转眼那些同情的本能就被屏蔽得无影无踪？我不想争论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那么重大纠结的话题。特殊时期的体制都有魔力，让原本矛盾的善和恶并存于一个个体内，因为————体制能创造“角色”，更能让这“角色”合法化甚至神圣。在角色里的时候，一切行为，哪怕是人神共愤的恶行，都是顺理成章的；角色之外，才是“人”，爱家爱狗爱春天会痛会冷会同情的人。

————然而，这种对“角色”的顺同只适用于无意识的“人”，作无意识的恶。这样的恶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我们的主角卫斯勒，不是一个“无意识的”作恶的人。他一丝不苟的记录他窃听到的一切，然后他听德瑞曼为被政治逼得自杀的亡友弹琴，听德瑞曼的妻子被文化部长奸污，听德瑞曼和妻子对文化部长的束手无策，听这位剧作家的种种压抑和犹豫的隐性抗争，他的“意识”渐渐被他自己发现了，他的记录不再有闻必录，也不再像条猎狗一样期待着发现猎物的兴奋。德瑞曼的挣扎渐渐也让他挣扎了。试探，放行，继续窃听，减少窃听记录，继续窃听。德瑞曼的反祖国文章终于发表，卫斯勒被推到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位置。在德瑞曼的妻子都迫于强权背叛了德瑞曼的时候，卫斯勒默默的，虽然还是有挣扎的，撤除了德瑞曼的罪证。代价是，优秀的秘密警察被打发到地下室拆信，据说是要拆二十年。

可惜伟大的祖国都没能撑到二十年。柏林墙倒了。作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的工作从地下室移到地面上，从拆信变成送信，仅此而已。这个当时用所有前途去营救对抗体制的剧作家的“恶人”是光荣的，内心的光荣。在那样的体制下，在那样的角色中，在那样恶的环境下，是意识，让他找到了自我，找到了“恶”之希望。

几乎必然的，有人会把这个电影和现实起来，而我看到是在黑暗之外，更多的是希望。在那样一个极权政治环境下，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有都“自我”从“恶”里破茧成蝶，更何况是在一个至少被窃听几率不大的社会里呢？在那样一个必须作恶的位置上都能成就凡人的光荣，更何况是有多重选择的现实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