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新疆？”–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问题。

出发前两天是5月22日，这一天清早瞬息之间31条生命在寻常的乌鲁木齐早市被炸得灰飞烟灭–中国冠以暴恐事件的死亡新纪录。本先生在亚美尼亚看到新闻，问，后天你还去吗？我说，在犹豫，如果你是我，去吗？本先生说，我现在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边境，这里和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这里有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不会有很多机会看到恐怖阴影笼罩下的区域…… 我笑了，你的确知道我，那传授下具体的安全措施吧。

乌鲁木齐的安全感
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对这个时期的乌鲁木齐充满好奇，当然还有忐忑。以至于飞机的晚点、繁琐的安检都让我有些神经质的紧张。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半，快要到新疆的下班时间，乌鲁木齐的机场很安静。要宰客的出租车司机一例说着“现在已经没有公交车”的谎话；拉游客的几个野导来势汹汹，大有几天没见肉腥的架势。偌大的机场此时的气氛更像一个汽车站，时不时发生的流血案件吓退了大批的游客，所以一有旅人出现，立马成为各方的猎物。

乌市不是大理或昆明，没有风花雪月的婉约，不装古，不装文艺，实实在在的在走西北大都市的路线；乌市也不是拉萨，没有不与汉语融合的民族化地名，展开乌鲁木齐的公交线路图，除了“大巴扎”，很难再找到只适用于乌市特色的地名。倒是像“团结路”“五一路”“胜利路”“人民广场”这种在中国境内放之四海都可的地名比比皆是。可是先别急着感叹这个城市的“务实”——细细看下去，却会发现这种对中原文化的迎合实则是貌合神离。——这是后话了。

秉承远离人群远离恐怖活动的原则，我预定的住处不在特别中心的地段。迎接我的是警察抓“小偷”——呼喝着飞过的警察，嗖嗖两声就扑倒一个跑着的维族人，那人很不服气，用维语喊了几句，警察已经开始清场，旁观的人们都退到街边房子里。我刚好到了酒店，问是怎么回事，经理拿着对讲机，敷衍了一句“不知道，毒品吧！”然后又补了一句，“不是住我们这儿的。”店里的人忙乱开了——正在盘查住客的身份证。经理握着对讲机像个指挥官，被报告说有人身份证还没登记立马额头青筋就凸起来了:“汉族人民族人？！”(乌市将所有非汉族人称为民族人)。对讲机那头回答说是民族人。我回头一看，经理已经铁青着脸带保安进房去了。——可其实，这位经理自己也不是汉族人的面孔。

好不容易等住客的身份证查得差不多了，酒店总算有空理会我了。很快我被告知我走错了酒店，我预定的其实是隔壁。“就是刚刚被警察抓了人的那间”——旁边有人不知道是好心还是无意的说了一句。我转到隔壁，前台小姑娘一脸菜色，主管模样的中年女人正在教训她。我问:“刚才是为什么有人被抓啊？” “谁知道呢！现在警察抓好多人！”哦…

晚饭，因为过了晚上十点半，二三十平的小店都是维族人，唯一的汉族人很快和我攀谈起来。是个在乌市做生意的福建人。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没回家？他嘿嘿一笑，说，没你们想的那么可怕。再说有警察呢！我说你这么相信警察？他说，平常不太信，这种事儿还是挺信的。“我见过他们抓人，厉害得很！”——我没敢问心里压下的一句话：如果你不是汉族呢？

千年古尸，现代骆驼
新疆博物馆是个有硬货的博物馆：它有干尸，几千年的干尸。
如果斯文赫定有发言权，不知道他会怎么展示他找到的楼兰古城的各种文物？会不会和我一样对着新疆博物馆的“硬货”为它们委屈不值？沉寂几千年的文明和定格在沧海桑田的古尸，怎么说都值得多于“陈设”的展示。在大英帝国博物馆的时候，面对满室的中华瑰宝我很胸闷，不单因为它们本不该在那儿，更因为英国人没有给我们的宝贝应有的礼遇——很多宝贝都只有名字，那些空洞而腐朽的名字什么信息也没有传递。在英国博物馆的情境下，作为中国人这气生得理直气壮；到了新疆博物馆，非新疆人的看客们却只能摇摇头了。

楼兰，斯文赫定，罗布——每一个词都有千回百转的故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昔日楼兰的坚固与金戈铁马在这个偌大的博物馆里化身为若干表情高度一致的干尸。其余全靠脑补。

因为前几天的爆炸，博物馆没有外省游客。一楼的民族馆聚集了最多的参观者，于是你看到：身着长袍的两个年轻哈族姑娘在锡伯族飒爽的骑射照片前捂着嘴笑；中年达斡尔人在端详维族人各种尺寸的乐器都塔尔；老年满族大妈拉起俄罗斯族人的白色窗帘，对布料纹理一探究竟；三个汉族孩子硬生生要挤进仿真的蒙古族帐篷——这种感觉很奇妙：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彼此的生活方式如此好奇而陌生。

然后我看到了骆驼，画纸上的骆驼，布满了大致三百平米的展厅——在平坦的大漠，在有山的大漠，在有小水流的大漠——骆驼和沙漠，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占据了新疆博物馆的一个画家个展展厅。这个据说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六旬画家，他眼里的新疆是这样？